《指南录后序》读后感

  • 来源:羊刚工作室
  • 2015-5-5 8: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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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郁的背后

见《文教资料》2011年36期

每每读及《指南录后序》,心中便有一种说不出的纠结。总以为文天祥是南宋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明知可以不死而选择死的英雄,而这篇文章在慷慨激昂的同时似乎又欲说还休。也许“怆怀非外至,沉郁自中肠”,那么作者为何欲说还休,沉郁的背后又是什么?

一、多少事欲说还休

1.出行的背景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徐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准确的时间为德祐二年正月十九日,二月十九日系作者笔误。“莫知计所出”,从上文看,“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大兵逼近,正月十七日,元丞相伯颜率兵进驻距临安三十里的皋亭山,十八日元兵至临安北十五里。然而,“莫知计所出”远不只是兵迫修门这样的简单。

正月初二日,伯颜兵进驻嘉兴。初六日,陈宜中派宋军器监刘庭瑞送信与元军联络,“乙亥(初八日),宜中遣御史刘岊奉宋主称臣表文副本,及致书伯颜,约会长安镇”;“甲申(十七日),次皋亭山。宋主遣知临安府贾余庆,同宗室保康军承宣使尹甫、和州防御使吉甫,奉传国玺及降表诣军前。伯颜受讫,遣囊加歹以余庆等还临安,召宋宰臣出议降事”。这段文字出自《元史·列传第十四·伯颜》,《宋史·本纪第四十七·瀛国公二王附》与明代罗洪先“补订文天祥年录”都有相似的记载。从史料看,德祐二年正月仅半个月的时间,南宋已两次奉表期会,与北军联络投降事宜,主持该事务的是当权宰相陈宜中。十五日伯颜进驻海宁长安镇,陈宜中爽约未赴会;十七日降表已奉,陈宜中宵遁。且不说“百万生灵,立有鱼肉之忧”,单是三宫九庙的安置以及自身的去从,就令缙绅、大夫、士惶恐惊惧,自然“莫知计所出”也。

再者,元军节节逼近临安的同时,一路宋将多有纳款;正月十五日,随着伯颜进驻长安镇,“在朝臣一时俱逸”。十七日晚,陈宜中逃离临安的同时,“张世杰、苏刘义、刘师勇各以所部兵去”。张世杰是领导南宋军抗元坚持到最后的一位著名将领,南宋有组织的抗元斗争,也以他于崖山海边自杀殉国而宣告结束,这是一位值得肯定的民族英雄。然而,拥有兵权的张世杰,先是宿重兵于六和塔,没有接受文天祥“背城借一,以战为守”的建议,而此刻的离去,使得临安唯存幼主弱妇。积弱不振的南宋,亟需的是敢于担当的男儿。

2.在朝的处境

为了社稷生灵,文天祥临危受命,出使北营。面见伯颜,抗辞慷慨,以期讲解纾难。“伯颜初以危言折之,天祥谓宋状元丞相,所欠一死报国耳。宋存与存,宋亡与亡。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非所惧也,何怖我为?伯颜改容”。又“伯颜顾文天祥举动不常,疑有异志,遂令万户忙古带、宣抚唆都羁留军中”。就在伯颜对文天祥啧啧称男儿之时,“从谀者有意推陷”,即文中所述“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关于“贾余庆等以祈请使诣北,北驱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明代罗洪先“补订文天祥年录”有这样的说明:“二月初八日,驱公随祈请使入北,公不在使列,盖驱逐之使去耳,尽出贾余庆计陷。”

一者“讲行无虚日”,一者“有意推陷”,这实在是中外谈判史上不多见的怪相。其实,推陷的原因极为简单,即害怕主张御侮的文天祥坏了他们投降自污的大计;而这种推陷一直延续到文天祥身陷燕京兵马司大狱。《宋史·列传一百七十七·文天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遂移兵马司,设卒以守之。时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积翁言:‘南人无如天祥者。’遂遣积翁谕旨,天祥曰:‘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积翁欲合宋官谢昌元等十人请释天祥为道士,留梦炎不可,曰‘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留梦炎,这是又一个曾任德祐丞相的人物,他的推陷坚定了元世祖杀文天祥的想法。

除了出行从谀者推陷外,行前多受怀疑限制,九死一生归朝后,又遭遇排挤猜忌,这便是文天祥在朝的处境。“德祐初,江上报急,诏天下勤王。天祥捧诏涕泣,使陈继周发郡中豪杰,并结溪峒蛮,使方兴召吉州兵,诸豪杰皆应,有众万人。事闻,以江西提刑安抚使召入卫。”时任江西副使黄万石与文天祥有旧隙,又忌怕文天祥声望超过自己,上书朝廷称文天祥所部为“乌合儿戏”,无益于朝廷,于是朝廷令黄万石星驰入卫勤王,文天祥部留屯隆兴。朝廷内部,陈宜中与力荐文天祥并屡促之入卫的左丞相王爚不合,阻天祥入卫暂得成功。从北营脱身而归后,“闻益王未立,乃上表劝进,以观文殿学士、侍读召至福,拜右丞相。寻与宜中等议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当时南宋小朝廷主事者为陈宜中与张世杰。“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卫”,不许;至元十五年六月,“益王殂,卫王继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许”。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可叹的是我们在外御其侮的时候,往往不能一笑泯恩仇。文天祥与陈宜中、张世杰以及负祥兴皇帝赵昺蹈海的陆秀夫皆无个人恩怨,政治理想与抗敌策略的不同尚可理解,但如果因贤能而遭排斥就万万不可理喻了。

历史的相似何其惊人!大宋立国谋于幼主孀妇,亡国失于孀妇幼主,三百年一轮回。儒者秀才主政,文人相轻,以至于国难当头仍不忘了争权夺利,排斥异己,想来是大宋开国就埋下的覆灭的种子。

须补充的是德祐景炎年间的重要人物陈宜中的结局。《宋史·列传一百七十七·陈宜中》记载:“井澳之败,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度事不可为,遂不反。二王累使召之,终不至。至元十九年,大军伐占城,宜中走暹,后没于暹”。占城是今天的越南,暹即暹罗,如今的泰国。客死暹罗,逃路丞相修成“正果”。

3.逃归的际遇

从文天祥在朝的处境,我们不难看到南宋朝廷在外敌步步逼近的同时,内部处于怎样的分崩离析状态,于是辗转脱身的路上遭遇南宋守将的怀疑猜忌就在所难免了。

德祐二年三月朔日,文天祥侥幸逃到真州。当时真州守军已数月不闻京城消息,“闻天祥至,无不感愤流涕者”。各位将领认为两淮兵力足以兴复,只是两准制置不能协同作战而已,如果文丞相能从中联络,不到一个月江南可复。对此《宋史·列传一百七十七·文天祥》是这样记载的:“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两淮兵足以兴复,特二阃小隙,不能合从耳。’天祥问:‘计将安出?’再成曰:‘今先约淮西兵趋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指挥东诸将,以通、泰兵攻湾头,以高邮、宝应、淮安兵攻杨子桥,以扬兵攻瓜步,吾以舟师直捣镇江,同日大举。湾头、杨子桥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师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虽有智者不能为之谋矣。瓜步既举,以东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归路,其大帅可坐致也。’天祥大称善,即以书遗二制置,遗使四出约结。”

多么美好的愿景!此时,“北虏悬军深入,犯兵家大忌”,或许真乃南宋回春的唯一希望。可是李庭芝得信后怀疑文天祥,以为其绝无逃归之理。彼时,投降北朝的宋臣委实太多。外加早有谣言称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说降矣”,庭芝认为文天祥是来说降的,命令苗再成亟杀之。初见文天祥感慨流涕的苗再成,尽管不忍杀文丞相,但也将信将疑信疑参半。忠而见疑,信而被谤,古已有之,末世乱季再现,理所必然。

英雄从来都是孤独的。

《宋史·列传一百八十·李庭芝》赞曰:“李庭芝死于国难,其可悯哉!”这也是一位以身殉国的英雄。宋亡,谢太后与及德祐帝为诏谕之投降,“庭芝登城曰:‘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他还派部将姜才试图劫回被押送北朝的皇帝与太后,英雄气节日月可昭。但是,英雄未必惜英雄,此又一例也。他的英勇就义可以作文天祥种种境遇遭际的另一佐证。

“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焕守扬,与姜才将兵七千人东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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